第161章 君临天下(二)
在日方一再催促之下,袁世凯终于任命陆征祥为外交**。
这下总可以了吧!日置益再次来到外交部。
工作人员:“好消息!陆**就在办公室呢。”
日置益面见陆征祥,问关于条约的情况。
陆征祥:“非常抱歉。我刚到任,工作还不熟悉。你容我熟悉一下这项工作再来吧。”
日置益很愤怒,提出要求,希望每天加班加点谈判。
陆征祥和气地说:“我身上事太多,业务比较忙。但是,我一周尽力抽出一个下午跟你谈。”
经过陆征祥和颜悦色的争取,双方达成协议,一周谈二、三个下午。日方要求下午一点开始谈判,陆部长表示这坚决不可,下午一点到三点是他睡午觉的时间。天塌下来可以,午觉不能免,否则他下午就会很暴躁,对谈判不利。
陆征祥是上海人,中文不太好,口音也很重,因为这点还受到国会议员攻击,反对他出任内阁总*理。但是,陆征祥脾气很好,很有礼貌。每次开始谈判前,他都先请日置益品茶,品完西湖龙井,再品黄山毛尖,然后品云南普洱,最后品福建大红袍。
双方从下午三点进入谈判场,喝完茶的时候就快四点了。双方谈不了一个小时,陆部长就热情地命令下属抓紧张罗晚餐,要好好招待尊贵的客人。饭桌上,双方觥筹交错。陆部长很健谈,除了工作不谈,别的什么都可以谈。
拖来拖去,也不是究竟解决之道,拖延的目的是为了让事情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中国方面将条约内容,通过报社透露出来,引起舆论界轩然**。山东一带被日军占领之后,山东人早就群情激昂,大家开始抵制日货,焚烧日本产品,民间的反日情绪越来越高涨,并迅速向着全国蔓延。这下捅了马蜂窝一般,民间反日情绪急剧增长,山东成立了“救亡团”,上海成立了“国民对日同志会”、“救国急进会”、“劝用国货会”,杭州成立了“爱国会”,广东成立了“中华商务救亡会”,四川成立了“国事研究会”,纷纷主张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抵制日货。冯国璋为首的各地将领也纷纷通电,反对签署这份条约,表示将不惜对日一战。袁世凯利用民意给日本政府施压取得初步成效。
日本人为饰演其野心,防止谈判过程被其他列强阻滞,要求谈判时要严格保密。实际情况是,没次谈判完,袁世凯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就会第一时间将消息传递给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日本人贪婪、狡诈的形象不断刷新着这些国家的认知水准。英、美等国家获知日本正在秘密跟中国缔约,想要独霸中国,他们也坐不住了,因为这妨碍了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于是,这两个当时地表最强的国家照会日本公使,对其不断进行外交施压。美国公使芮恩施发表声明,称“凡关于损害美国之条约权利及旅华美国人民权利”的条约,美国政府“决不承认”。
袁世凯还派出他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日本运作外交元老,又派出政事堂参议金邦平携带重金去日本参议院做工作,给大隈重信内阁施压。原来,日本大隈重信内阁提出的条约并没有经过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审定,就贸然提交给了**。首相大隈重信的政敌针对此项对华政策对其进行攻击,并向议会提出不信任案。大隈重信内阁本来想搞个政绩,没想到压力会来得如此巨大。
在重重压力之下,日本人在谈判桌上进行了让步,表示可以“减轻要求”。简单来说,原本二十一条的条约经过双方修改后,落实到签约文本的有十二条,许多条款“留待日后磋商”。最终,双方签署的条约与日本人早先提出的条约内容有了很大区别。虽然如此,这份条约仍然是一份极屈辱的条约。这份条约是在民国四年(1915年)签定,《中日民四条约》一般就是指这份条约。
随着条约一拖再拖,日本人失去了耐心,开始往旅顺、胶州湾一带增兵,并向**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五月九日前签约,否则兵戎相加。
于是,袁世凯迎来了他执政以来最屈辱的时刻。
八日下午,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会议。黎元洪、徐世昌、杨士琦、段祺瑞等各部高官悉数到场。陆征祥汇报了谈判最终的文本后,袁世凯逐一征询大家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表示,外交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效,鉴于明日(五月九日)为最后通牒日,所有努力都已尝试,只能就此签约了。唯独陆军**段祺瑞不主张签订这份条约,一定要动员军队,对日强硬,不惜一战。
袁世凯最后总结发言。据与会者后来回忆,当时袁世凯“悲愤陈词,衣沾涕泪。”袁世凯说现在国力未允,尚不能轻启战端,所以权衡利害,只能接受日方最后通牒。经过此次大难,诸位一定要本着卧薪尝胆的精神,奋发自强,埋头十年,抬头相见。
经过四个多月二十五轮谈判,条约终于签署。
日本人是想借着这份条约,将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袁世凯就所签署的内容说:“日本人想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土地也买不走;日本人想要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可能丧命;日本人要做顾问,我一个月给他俩钱,问不问的权利在于我。”
日本政界普遍认为大隈重信逼迫中国签署条约,是严重的外交失败。条约签署,大隈重信内阁受到严重质疑,不久之后被迫辞职。接任首相的寺内正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大隈内阁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条约签署后不久,袁世凯宣布此条约是日本人以最后通牒形式胁迫**签订,以后的北洋执政者也都概不承认此条约。他们认为从国际法上来看,此条约并不成立。实际上,此条约也未能执行。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日本政府提出的这份条约雷声大、雨点小,并且把自己搞得臭名昭著,为天下耻笑。
虽然如此,但是这份城下之盟让国人感受到了无比的压抑与愤怒。人们把矛头指向外交部,称外交**陆征祥为卖国贼。报纸刊文,要袁世凯负“失地丧权之责”。后来的史书也无一例外给袁世凯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一如他的前辈李鸿章那样。
《民四条约》的签订对于远东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份条约与欧美列强的利益产生冲突,随着日本侵华野心不断暴露,日本与欧美列强,特别是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冲突越来越严重。后来,日本一不做二不休,在二战期间跟德国结盟,跟欧美列强进行互撕,并且选择在海上跟美国人进行较量。最后的结局就是美国人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了事。
中日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条约虽然签了,但是两国的关系却迅速恶化。历届**都不承认这份条约,日本却以此为借口不断在满州、东蒙、山东一带扩大侵略权益,最终双方以一场战争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执。
除此之外,这份条约也为一位枭雄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民四条约》签订之后,袁世凯有意对日本在华势力进行遏制。由于日本人在华的核心利益在东北,所以,袁世凯开始在东北发力。袁世凯感到,东北这地方不同别处,得需要一位狠人跟日本人周旋才行。他将东北的高级将领排查了一遍,最终选中的人是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
在某种程度上,张作霖与袁世凯非常相似,两人都是枭雄,都是极富权谋之人,而且都不太重视规则。东北需要这样的狠人。当时的张作霖只是一名师长,却被袁世凯多次召见,面授机宜。在袁世凯的关照之下,张作霖在东北的势力开始迅速膨胀,东北王之路开始起步。
袁世凯既想用张作霖抵制日本人,又害怕张作霖做大后再难驾驭,他从张作霖身上看到了许多自己的影子。所以,在条约签署后,袁世凯立即将自己的心腹大将段芝贵从湖北调往奉天,出任奉天将军并兼巡按使,集军政大权为一身。段芝贵被称为“干殿下”,袁世凯的干儿子一般,足以看出袁世凯对东北的重视,以及其在东北一带的权利布局。
另外,《民四条约》还引发了袁世凯深刻思考。他感觉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化解了这次危机,但是国人依然不依不饶,纷纷指责他卖国。基于孱弱的国力和强硬的对手这种现状,他感觉这次应对还是非常有效的,为什么国人还不刚过他呢?袁世凯突然很怀念以前的帝国体制,那时候哪有这么多事!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几个人碰头一研究,拍板就定了。那时候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还少吗?也没有见到这么多人反对,更没有人敢质疑皇帝!
